推上去时的推，只是逻辑思维上的用词，并不是真实的存在。

即便是如此，人之情实究何所指？如果离开真实情感，何者为实？难道仅仅是生物性存在吗？司马谈是具有道家倾向的，是重视人的存在问题的，从他对名家的评论可以看出，人的情感才是人的真实存在。牟宗三先生将境界形态与存在形态作了区分，认为境界形态是属于认识的，为水平线型[2]，而存在形态是属道德主体性学的，为垂直线型[3]，据此，他认为佛、道哲学都是境界形态的，而不是存在形态的，只有儒家哲学不只是境界的，更重要的是存在型的，因此能建立道之客观实体而实现主客观性统一之规模[4]。

善是就人而言的，目的是就人而言的，但人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继天道而来的，这就是天人之际的学问。根于心就是根于情，四端之心即是四端之情，四端之中便有四性，扩而充之只是使其客观化、普遍化而 成为理性的。只有在感性和道德情感达到一致的场合，真正的鉴赏才能采取一个确定的不变的形式。[19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，上卷，第143页。但是，经验与先验的界限始终是存在的（这是康德哲学的基本设计），因此，他又提出经验判断和先验判断两种鉴赏判断。

如果从存在上说，性或理即所谓理性（实为性理）作为人的存在本体，并不是实体，也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或观念实体，而是情感的存在样式，即情感之所以为情感者，因此，决不能离开情感而存在。随着所谓形而上学的被批判，认识论的转向倒是真正完成了，理性真正变成了认知理性，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越来越工具化了。程颢使用佛教的这一概念，主要是说明儒家心性修养之重要，同时意在说明他的一本之学。

[22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，《二程集》，第132页。按照李翱的这些说法，性来源于天道，是先验理性。随其名号以入其理，则得之矣。以理制情就是用认识论的理性原则指导人的情感生活，使之合理化。

荀子和孟子都用情感说明人性，这一点并无不同，但是着眼点不同，结论也不同，一个是性善论者，一个是性恶论者。《中庸》说过：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

《性自命出》是从自然目的论出发，说明德性来自自然界，既没有上帝来命令，也不是人自己对自己的设定。人与万物的关系是情感交流的关系，也可以说是价值的关系，能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万物，就成为合理、不合理的问题。这理性原则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后天的，是积与学的结果，而且最终是由圣人制定的。孟子着眼于道德情感，而荀子着眼于自然情感。

一方面，从个人行为及其交往而言，社会的礼包括各种道德礼仪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重要的，儒家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丰富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。本情也者，即本体之情，但本体之情已不再是情而是性了。[9] 这说明人不能没有性，亦不能没有情，二者都是指质而言的，但又不是一个东西。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作一比较，那么，孟子代表的是德性伦理，而荀子代表的是社会伦理，而德性伦理是自孔子以来儒学伦理的主流。

至于中本身是不是性，则又有不同理解，程颐就认为，中是状性之体段，但并不就是性。二者似乎很难兼得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为它们划界，克服其不足，而发挥其优势，然后进行可能的整合。

天生德于予[6]的这个德就是德性亦即道德理性，它不是私德，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意识或道德理念，这同康德所说的道德理性有很大区别。[33]《遗书》卷三，《二程集》，第61页。

问题恰恰不在于，程颢是不是承认情感与理性的统一，而在于，他是从情感入手理解理性的，这样一来，他在道德理性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，而在认知理性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物理 情理 。这都说明，道是人类行为的原则，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，是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。他虽然以圣人为人生的最高理想，但他并不是看重圣人的功业，而是追求圣人境界。自从孔子提出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这一生的学说之后，儒家都很重视自然界以及人的生命现象和生命问题。毫无疑问，《中庸》对宋明儒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，但就理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，即性与情、道与人心等等关系而言，其更直接的思想来源应当是《性自命出》。

至于道，则是主体实践、主体活动的事情了。[26]《二程集》，第182页。

致中和，则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这里所说的自然，与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自然意义有所不同，这里所说，正是当今人们接受西方思想之后所理解的自然。

李翱正是从佛学向儒学转变中的一位重要人物，受佛学的影响是明显的。它是与天道相通的，不是与天道截然对立的，它就是天道之在人者。

这实际上否定了情既昏，性斯匿之说，肯定了情感的作用就是明性的。孟子主张情感与理性的统一，而荀子主张二者的对立，他们对理性的理解确有分歧。所谓以有为为应迹者，说明程颢提倡一种超然物外之情即道德情操，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，不以功利、利益为人生的最终目的。因此，荀子被认为是自然人性论者，而孟子则被认为是道德人性论者。

[35]《遗书》卷一，《二程集》，第10页。性之名非生与？如其自然之资谓之性。

发动是从心理上说，未发、已发是指人的心理状态及其活动而言的，离开心理现象，便无从谈论喜怒哀乐之发与未发的问题。程颢有情顺万事而无情之说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在《定性书》中提出的，而《定性书》是程颢的重要著作，为了说明问题，现将《定性书》的有关论述作一摘录： 所谓定者，动亦定，静亦定，无将迎，无内外。

他有时讲天之自然，言天之自然者，谓之天道。郭店楚简中的《性自命出》一篇明确提出情生于性的命题，从而成为先秦儒家讨论性情关系问题的重要文献。

董仲舒则笼统地说一句情欲禁，就不如荀子这样明确了。适道即合于道、合于理之谓。[32] 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智是德性的问题，不是认知的问题，是属于仁的，不是在仁之外的，而仁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情感的问题，是情感的理性形式或理性化的情感。[17] 既然情感是性之邪、性之妄，只能感性而不能明其性，因此，只有将情感灭息，才能复性。

[9]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。但是在情感问题上却持一种与《性自命出》相反的态度。

《中庸》说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[20]《李文忠集·复性书中》。

佛教又有定慧双修、以定为体之说，即认为修行实践即定是本体。这就是他所说的情顺万事而无情。